近现代民歌论略*(8)

可是在张静庐的《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我们就看到上海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印刷工业竟增长了6倍，在国外19世纪三四十年代廉价的新闻纸(即白报纸)的出现，给出版业开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11]9

为近现代中国出版业开创广阔天地的，一是纸业的发达，二是新兴印刷技术的引进。《中华印刷通史》第十三章《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云：

近代印刷术，主要包括以铅活字排版直接印刷和以铅活字版为母版，采用泥版或纸型翻铸成复制版，以及照相术用于印刷制版后产生的照相铜锌版进行印刷的凸版印刷术；以石版、珂罗版和照相平版、间接印刷的平版印刷术；以雕刻凹版和照相凹版(影写版)进行印刷的凹版印刷术。这些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初开始的百余年中陆续传入中国，并在民族危亡之际和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抗争中得以迅速发展。[12]432

政治文化商业中心北京、上海得风气之先，依靠此种先进技术，报刊、图书业发展迅速，类似研究，成果丰硕。此时的民歌时调，得新技术之便，一是通过各类报刊得以广泛流布，如《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申报》《晶报》等均刊登过一定数量的民歌、拟民歌；二是以专业、专门性报刊的形式，进行针对性传播，如张丹斧、钱芥尘编辑发行的《灿花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编辑出版的《民俗周刊》，后两者更是做到了整理、传播与研究合一；三是以专书形式发行各类民歌时调集，其中又以上海各书局编辑出版的民歌时调集最为典型。如大东书局的《时调曲谱大全》(1928年)，规模大(共分六编)，体例精(“乐器图说”“丝竹工尺谱”等保存了相当珍贵的民歌时调音乐资料)，内容全(“时兴杂曲”部分辑录了包括《四季白相时调》《新十八摸》《十杯酒》《二十四枝花》在内的近60首民歌)，在同类图书中独树一帜。

与新兴传媒业相对应的，是民歌时调出版物发行渠道的完善、覆盖范围的扩大、传播速度的提升，影响的无远弗届。如不佞手头近百种上海印行的民歌时调集，即来自全国各地，有周边城市苏州无锡，亦有重庆成都，还有山区农村，如浙西小城、湘南集镇。在依靠手写与木刻传播的明清两代，此种情形，殊难想象。

四、近现代民歌传播的中心与羽翼

与现代报刊/出版业兴起、先进印刷技术普及相伴随，近现代民歌的传播，明显地形成了前后两个中心。

据现有文献可以看出，1920年之前，近现代民歌时调的传播，以北京为中心。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以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为倡导者，以“歌谣征集处”为依托，以《北京大学日刊》《新青年》等媒体为平台，发起了影响遍及全国的民歌收集运动，进而自发形成了代表国内最高水准的研究团队，使得民歌的收集、整理、讨论逐渐具有了现代学术史意义，其影响一直贯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二是打磨厂各书坊印行的俗曲唱本，借助先进的铅印技术和发达的发行网络，风行各地，一时无两。资料有云，东打磨厂街从清朝中期起，逐渐地发展成北京的文化街。在这条街上，出现了很多书坊、年画、折扇等店铺，其中的老二酉堂、宝文堂、文成堂、泰山堂和学古堂等书坊都极有名。这些书坊不仅经营古版书籍，而且自建工厂，印制《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学生用书。笔者手头有宝文堂唱本数百件，多是近年自各地所得，可见存世量之大。民国九年(1920)由北京新华聚乐社印行的《新编曲调工尺大观》，最能见出此地民歌时调在文化层面的标高。早前上海出版的《灿花集》也辑录了俗曲的曲谱，但是只有区区几首，《工尺大观》则是以整整四编的篇幅，按时调、普通、昆曲、京戏的顺序，以曲词与工尺相配的形式，将当时正在流行的时曲与昆京唱段腔调汇集起来，并由“音乐家拍正”，目的是“俾学者便于观摩”。《工尺大观》的印行，某种程度上对近10年后上海大东书局的《时调曲谱大观》有着示范的作用，后者分为六编，分别是“乐器图说”“丝竹工尺谱”“时调工尺谱”“时新杂曲”“中西乐曲谱”“风琴进行曲”，“时新杂曲”全是曲词，显是为了更加能够迎合市场，“中西乐曲谱”与“风琴进行曲”，则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与上海的洋派。

新华聚乐社《工尺大观》的“文化”特性，除表现为体例的精当、体量的浩繁外，还有一条，是态度的恭敬与小心。前有《凡例》云，第一编时调工尺谱，间以时行小曲，新编歌词，笔墨绮丽而不淫，绝无陈陈相因之弊。新编歌词，是为了避免淫旧之讥。且看是何等样的新词。开篇《忧时》(银纽丝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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