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民歌论略*(10)

这是扬州小调代表作“手扶栏杆”，又作“十栏杆”。通篇以“荷花出水”起兴，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是继承了《诗经》做法。由“出水鲜来出水鲜”，过渡至“去年想你到今年”，然后接上正题，“手扶栏杆叹一声”，直至十声。丝般润滑，自然天成，这是民间制作的妙处。此歌在苏北地区如灌南、沭阳等地，民间艺人至今仍有演唱，而且格式内容一依旧样[13]。

五、近现代民歌运动

总体而言，私以为确切意义上的近现代民歌，是指1900年至1949年间各地流行的民歌，1840年至1900年，是近现代民歌的准备期。梁启超《新小说》“杂歌谣”专栏，可视为近现代民歌的起点。1900年以前的民歌俗曲，只是传统韵文的配角，是以民间身份，扮演着隐性文化、亚文化的角色，它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辉煌，也即不可能走上文学活动的舞台中央，即使是被称为“我明一绝”的明代民歌亦不能外，《诗经》是特例中的特例。1900年以后，石印、铅印技术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应用已经成熟，与此相呼应，中国近世报刊业开始发轫，受众面逐渐扩大，文人、文化开始主动介入民众日常生活。因为民歌时调来自民间，天然地具有易于为广大民众接受的特点，因而成为文人借助全新传播手段(报刊等出版物)向民众灌输自由、民主、道德、自治、救国等新思想的工具。1910年以后，以北京大学一批年轻学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发起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沪上《时调大观》《时调新曲》一类出版物风行全国，形成了声势惊人的俗文化风潮。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以为，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后的世界上，唯有民歌依旧保持了早期诗歌的道德效力，因为它以口相传，和曲吟诵，并负有实际功能[14]4。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近现代民歌体现了鲜明的“道德效力”，与社会发展呈现出与前代完全不一样的紧密关系，甚至可以说，近现代民歌的转型，与中国社会的转型，相辅相成，也即民歌是推动近现代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

在此过程中，民歌时调的内容与研究都呈现多样化色彩。研究方面，以《歌谣周刊》《民俗周刊》为主要阵地，顾颉刚、刘半农等人是以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方式与理念整理研究民歌俗曲。内容方面，《时调大观》一类出版物中，既有《孟姜女过关》那样的旧调，也有《怨郎十叹》一类倾诉男女悲情的哀鸣，更有《劝青年十杯酒》一类醒民救国的篇什，社会新闻人物如蒋老五、阎瑞生、张翰庭等频频被编入民歌中供人传唱。民歌本身的发生发展，社会文化思潮的裹挟，进步知识分子的鼓吹推动，在文学史、文化史、音乐史的多重背景中，近现代民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已经具有运动的意义。这个运动持续时间长，有发起人，有代表性事件，有具体纲领，有阵地，有成果，而且对后世影响显著，是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民族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前我们所说的民歌运动，多指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的歌谣收集整理运动，其实不尽全面，近现代民歌运动作为一个专有概念，应当引起学界的重视。这个运动前后持续半个世纪，北大收集整理歌谣只是其中一个具体事件。

如纲领。近现代民歌运动有纲领。如《新小说》《绣像小说》《灿花集》等所说的采撷时事，醒人耳目，移风易俗，以补时艰，即是纲领。运动进行过程中，纲领得以修正，内容有所补充。如1920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在提倡新文学建设新文化的背景下，倡议收集整理研究各地歌谣，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称目的有二，一是学术，二是文艺，文艺排在学术之后，概因其时西学东渐，风云激荡，亟须建构新兴学科如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研究范式，歌谣恰好是最可利用的工具。1936年，胡适在为《歌谣周刊》所拟《复刊词》中，则重点突出文艺的作用，胡先生云：“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明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越多，他的报酬也越大。”[15]时隔10年，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势危如累卵，民族存亡未卜，一切文艺、文化均成为宣传与鼓动的工具——同是工具，性质已经完全不同，民歌运动承担的使命随形势发生变化，亦在情理之中，此时若仍强调学术优先，才是荒唐之极。但是“文艺的作用”，仍在先驱者所说“以补时艰”的范畴之内，梁、黄等人倡导的“小说革命”“诗界革命”，本身就包含了文艺救世的内容，其在《新小说》设立“杂歌谣”专栏，也是细化其文学观念的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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