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权力与主权运用之间的分离反思霍布斯政治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作为近现代政治哲学理论的开创者，自诩是依据人类的自然本性来创建真正的政治科学。基于对人性的机械物理主义分析，霍布斯将政治哲学建立在激情与理性这两条人性基础之上[1]，从而推论出一种以和平为目标的绝对主权的政治模式。但本文认为，尽管霍布斯从激情理论出发，通过严密推理而论证绝对主权的必要性，但由于绝对主权权力与对权力的运用是二元分离的，那么，作为绝对主权代表的主权者（兼具政治身份与自然人身份）在运用绝对主权的权力时，不可避免地会受个人的自然激情所驱使而做出某些可能危害和平秩序的行为，违背绝对主权国家的目标。换言之，在霍布斯的理论中，绝对主权理论是基于人性所得出的必然推论，但基于对人性的认识，主权者（作为自然人）对绝对主权的运用可能会受到自身激情的影响而导致违背建立绝对主权的目标。这是霍布斯以激情为基础建构绝对主权所无法解决的困境，这样的政治科学模式与他对人之作为自然激情的物质实体的分析是无法兼容的。

一、绝对主权国家：自然人的理性选择

霍布斯的绝对主权国家理论是基于对人性的两条基本原理——激情与理性——分析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中，人类理性必然倾向于选择一种以和平为目标的绝对主权的政治模式。霍布斯将国家比喻为“人造人”，并指出它的创造材料和制造者皆为人[2]。对人性的认识不仅成为他思考国家理论的出发点，也决定了他构思政治秩序的主要目标。霍布斯对人性的认识是与他的机械物理学概念相结合的。按照机械物理学，宇宙间存在的仅是物质与运动。他指出，“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2]85这暗示着，宇宙的存在与运行不含任何内在目的，作为宇宙组成部分的人类也是如此，即人的生命活动实际上是身体的一系列运动。基于此，霍布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行为实际上皆由激情所决定，而人类的激情则是由外部事物作用于人类的感官所引发的内在运动，是一系列感官运动的结果。激情和情感在霍布斯看来是同一回事，它们构成了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驱使人们或因欲望而朝向某物，或因嫌恶而背离某物。如，一个人看到野兽会产生恐惧的激情以及逃走的行为。当然，人类行为活动不仅与激情相关，也涉及理性。然而，霍布斯仅仅将理性视为一种推理计算的能力，这种能力最终根源于以激情为核心所产生的经验，并密切关注和服务于激情的刺激和满足。换言之，在霍布斯的思想中，理性并不确定寻求行为目标，“理性是无法因自身的理由而运作的”[3]，它以激情为导向，并反过来指导激情满足它们的目标。确切地说，霍布斯笔下所描述的个人实际上是以满足自我需求为导向的理性利己主义式的个人。

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将欲望与激情视为应被抑制的否定力量，霍布斯则承认激情在人们行为中的决定性力量，并予以肯定。在霍布斯改革后的政治科学中，激情的力量在人性中凸显出来，并成为主导人们行为的核心。由于人天生觊觎一切看到的东西，霍布斯认为，人生实际上是一个欲望接着一个欲望不断满足的接力赛。作为理性利己主义式的个人，人们以自然的方式相处的结果不是和平的秩序，而是人与人的相互冲突。阿里戈·帕基（Arrigo Pacchi）指出，“激情的力量从永久的战争状态中显现出来……在自然状态中，霍布斯给我们一幅残忍的现实主义理论模型，它在此找到了最完整的表达形式。”[4]根据霍布斯的描述，在没有国家公共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人人享有绝对的自由，即每个人都有权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来满足个人的需求，实现自我保存。简单来说，由于一个人永远都无法确定为了自我保存他究竟需要什么，因而，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对一切事物都享有自然权利[1]，甚至包括对他人的人身的权力。根据霍布斯对人性的分析，个人自然倾向于善的事物、逃避恶的事物，趋利避害成为自然人进行善恶判断的行为准则。因此，在自然状态下，由于每个人按照自身的好恶去行事，战争与冲突成为自然状态中常态。

尽管引发战争与冲突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在霍布斯看来，引发战争的主要因素包括竞争、猜疑和荣誉这三种激情[2]112。由此所带来的结果是因战争所产生的对暴死的恐惧。在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之中，诉诸理性或节制是无效的，因为唯一被理性所认识到的是属于猜疑的[4]。人所能够想到的唯一获得安全的方式就是支配所有人，但这几乎是做不到的，因为自然人的能力大致平等，即使是最弱的人也可能杀死最强的人。霍布斯认为，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肉身的脆弱性，对暴死的恐惧就会成为压倒一切其他激情的最强烈、最普遍的激情，因为暴死意味着一切生命活动的终止，这是为自利的理性主义者所痛绝的。很多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并非如霍布斯所讲的，每个人都把对暴死的恐惧视为最普遍的、最强烈的激情。恰当地说，霍布斯在这里所谈到的人们普遍对暴死具有恐惧这一激情，并不是指每个人都切身真正地体验到暴死的恐惧，而是强调人的理性对暴死的恐惧的认知，即认识到暴死意味着人的生命的终结。苏珊·詹姆斯(Susan James)指出，“恐惧不仅是一种极端普遍的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的、具有摧毁性的力量。因为人们遭受了很多来自他的威胁，他们为缓解恐惧而倾向于诉诸各种短见的策略。而当这些策略失败时，人们通常会感觉更加恐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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